最容易被忽视的养老基金问题之症结，同时也是最关键的因素就是“人口结构的巨变”。不论是在企业、非营利机构、非政府组织，还是外包单位（第四部门）及政府部门都存在着因为老龄化提前到来而产生的重大结构性问题，这也造成了通用汽车与纽约市的巨额财务负担，严重影响到正常的组织运营和成本结构，并导致恶性循环。

    “人口结构巨变”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决定“人口结构”的因素有三项：婴儿出生率、婴儿死亡率以及那些成活婴儿的平均寿命。根据德鲁克的观察和研究，“首先得到显著改善的是成活婴儿的平均寿命——这主要应归功于从19世纪中叶开始得到了极大改善的公共医疗卫生条件。上述三个因素当中，最后一个发生改变的是婴儿死亡率。直到19世纪末期，也就是1895年前后，婴儿死亡率开始有了明显的下降。从那时开始，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婴儿死亡率在连续30年时间里一直大幅下降，然后又经历了连续10年的缓慢回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开始直到现在，它们的婴儿死亡率一直都被控制在一个非常低的水平上。”

    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100年里，人口结构的巨变已经造就了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的两个群体。第一个群体是庞大的“中年人”群体，也就是已经过了组建家庭、生儿育女的年龄但还完全有能力继续工作的人群。第二个群体是已经退休的“老年人”群体——这个群体在人数上已经越来越接近第一个群体。这两大群体几乎已经占到了发达国家成年人口的一半以上，而养老金问题是与他们个人利益关系最为密切，也最令他们关注的问题。

    拿美国来说，1975年，美国年龄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大约有2 200万，占总人口比重将近1/10。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们的数量达到3 000万，占总人口比重几乎达到12%，在成年人口中的比重达到20%，在劳动力中的比重达到30%。从那时开始，只要不再次出现20世纪50年代那样的“生育高峰”，上述比例将长期稳定地保持下去。其他发达国家的人口结构大体上与美国相同。

    中国内地自从1978年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人口数量的增长趋缓，然而由于生育率降低，老龄人口快速增长，形成了人口结构上的失衡现象，人口老龄化问题提前出现。未来的社会问题将主要是老年人的问题，尤其是老年人的养老基金制度设计与管理将是刻不容缓的问题。

    因此，“人口结构与人口动态”的巨变将是未来养老基金的设计与管理中最为重要的课题之一。人口政策更是每一个发达国家必需的思考策略，究竟如何制定政策、实施政策，将考验每一个政府的实力与远见。

    人口结构上的变化为生产力和资本构成带来了新的重大问题。它不仅使我们的经济时刻面临着通货膨胀的风险，而且还让我们的经济由凯恩斯提倡的“过度储蓄”变成了“储蓄不足”，从而给我们的经济稳定带来了威胁。

    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人口结构上的变化不仅在这些国家内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还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和欠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之间造成了一条鸿沟，从而让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

    美国人口结构上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养老基金的社会主义化，都是既成事实的事情。如果将“社会主义”定义为“由工人阶级掌握生产资料所有权”——这是最为传统也是最为严格的定义，那么，美国应该算是第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

    让我们再次回顾，从1975年到1985年的10年间，美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从2 200万增加到3 000万，净增800万人。德鲁克指出，在1975年的时候，美国还有大约800万名经济上不能独立的老人。这些老人通常都是年龄在55～65岁之间的寡妇，还没有达到领取社会保险的年龄，她们一般都没有收入来源，而且由于年龄太大、缺乏必要的技能等原因，所以除非在劳动力极度匮乏的时期比如战争经济时期，否则她们将无法找到工作。

    根据社会保险和某些私人养老金计划的规定，这一类老人有权利获得“遗属养老金”。大约800万名领取“遗属养老金”的鳏寡老人，再加上2 200万名65岁以上的退休老人——这意味着领取社会保险的总人数已经达到了3 000万。

    如今已是2009年了，美国的退休人口和老年遗属加起来恐怕是一个天文数字，再加上生育率逐年下滑，使得人口结构问题更加严峻，对整个社会的平衡产生了巨大的压力。这是发达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也是政府部门最头痛的重大问题。

    再来看纽约市的养老金计划——纽约市的财政困境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它的养老金计划。人们往往会批评纽约市市长林赛和工会不该制定如此高的雇员工资标准。但事实上，在同时面对渴望获得足够养老金的老年雇员和强烈需要更多现金收入的年轻雇员时，无论是工会领袖们还是纽约市市长都感到左右为难。鉴于实际的政治形势，纽约市政府不得不制定了超过自身支付能力的在职员工工资标准和退休员工养老金发放标准。其结果可想而知：在短短几年之内，纽约市的人工成本迅猛增长，整个经济的通货膨胀压力也与日俱增。

    ……

    通常在股价上涨、红利增加的情况下，养老基金所承担的费用也会相应减少——而这正是20世纪50～60年代的企业热衷于通用汽车公司养老基金模式的原因之一。在这段股指屡创新高的“沸腾岁月”里，人们普遍认为为养老基金提供资金的是持续上涨的股市，而不是企业本身。然而，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以“投资基金”为基础的年金计划是一个错误的政策，因为它意味着越是在经济萧条、利润下滑因而企业承受能力最差的时期，企业反而需要为它们的养老金计划缴纳更多的钱。当然，在过去的几年里，美国大部分的企业对此都已经深有体会了——当“股市神话”破灭之后，它们不得不拿出更多的钱来缴纳员工的养老金，然而，这时候它们的收入和利润正在急剧地下滑。

    对于美国经济来说，现在的年金体系也是有害的。恰恰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企业最需要流动性、最需要留存收益和投资能力。同时为了经济的复苏，企业最需要保持盈利，因为企业急需大量的盈利来维持自己的资本投资能力。然而，我们目前的养老基金体系却完全背道而驰：在经济萧条因而本应支持投资能力的时期，它却在大力限制这种能力；而在经济繁荣因此本应限制这种能力的时期，它却在支持这种能力。总之，尽管是出于无意，但是，目前的养老基金体系事实上正在加剧经济周期的波动。

    “知识工作者”将在未来的养老基金受益人当中占据多数。这些人现在的年龄一般都在40岁以内，他们所缴纳的养老基金是已退休雇员或者将要退休雇员养老金的主要来源。而且，与养老基金的投资安全和投资业绩利益攸关的正是这些养老基金的未来受益人。

    在这些知识工作者当中，薪水非常高的人其实并不多，当然更谈不上富有了，而且，他们的收入来源也比较单一。但是，如果与那些对“年金”计划一无所知的“普通劳工”或者“机器操作人员”相比，无论是在知识水平还是在收入水平上，他们都具有明显的优势。而且，这些受雇或者个体自雇的中产阶级——至少是美国的中产阶级——已经表现出了对于股权投资的明显偏爱。这些人对于他们最大资产（即他们的养老基金）的投资方式拥有一定的发言权，事实上，他们还应该拥有对自己的一部分养老金储备基金进行直接投资的权利——以他们个人的名义开设一个投资账户，按照专业化的投资组合对这些基金进行管理。    

摘编自德鲁克著作：《养老金革命》（导读），詹文明 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