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当年，罗斯福的经济政策全都不得要领，但就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而言，罗斯福政府可能是美国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政府。首先，他扶持工人团体，却又防止工会形成一股势力，以防止其控制立法部门或行政部门。其次，罗斯福虽有很多反商的言论，但他的政策目标却是提高购买力以增加需求，进而增加企业的利润。他在农业上的政策目标是提高农业生产力，以改革配合经济复苏，也就是以社会正义的承诺配合经济繁荣。其结果是造就了美国的繁荣和全盛时期。

    第三部门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社会成长最快速的一环。值得注意的是第三部门的成长方式，既在规模和数量上成长，也在效能上成长，因为第三部门的组织不仅在实施管理、实践管理，有时它们反而比美国的企业更认真、更务实。事实上，这些组织正在成为管理的创新者和先驱。

    我们现在的社会是一个由“知识工作者”组成的社会。这些知识工作者既不是被剥削者，也不是剥削者；他们就个人而言并不是资本家，可是通过他们的退休基金、共同基金和个人储蓄，却集体拥有生产工具；他们既是他人的下属，往往也是他人的老板。他们既有独立性又具有依赖性，同时又充满着流动性。

    拥有这些知识工作者的组织都有自己的术语、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自己的升迁制度，最重要的是，它们都有自己的价值观。没有任何一个组织认为自己应该为社会整体负责，它们认为那是别人的事情。可是别人究竟又是谁？社会又代表谁？

    德鲁克以其客观而超然的立场指出，社会责任是什么？有三点：第一，做好自己的工作；第二，为自己所造成的冲击——对人、对社区或对社会的冲击负责；第三，如果所造成的冲击超出自己的业务范围所需，就是不负责任。

    迄今为止，还没有人知道如何解决这种单一利益的多元化现象所带来的政治病。然而德鲁克大胆地提出可以减轻病痛的两种处方：一个处方是在美国很有效的，即改变税制，取消各种免税和延后纳税的特殊待遇。另外一个处方是修改公职选举的财务赞助制度。新的制度可以严格禁止任何种类和任何来源的竞选赞助，并且严禁竞选经费超过一定的金额。选举结束后，当选和落选的候选人可以根据所得票数获得经费补贴。这类新制度常被提及，可是至今为止，政治人物的反应却出奇的冷淡。

    信息无国界，信息拉近了人们彼此的距离，所谓信息就是“富有意义和目的的资料”。然而要把资料转化成信息则必须仰赖“知识”，而最具有知识的人，通常都是一些专业型的专家，这些专家都有高度的自主性，有自己的看法、想法以及自己的做法。但偏偏每个专家的知识都只是片断的、孤立的、局限的，必须依赖他人的信息提供与合作才能产生真正的生产力。因为个别的专家只能生产“观念、构想、信息、知识”而已，因此，以信息或知识为基础的组织更迫切需要个人负起建立各种关系和沟通的责任。

    一个由知识工作者支配的社会，会在社会表现和社会责任上提出更新、更严苛的要求。因此，在这样的知识社会里，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必须“学会如何学习”，因为知识是经济的根基。

    只有“管理”才能使这些知识工作者和知识发挥功效。“管理”的出现，把知识从社会装饰品和奢侈品的角色，转变成经济体系内的真正资本。

    德鲁克在描述管理的真正影响力时写道：“在人类的历史上，像管理兴起这么快，在极短时间内产生极大影响的制度，的确很少见。还不到150年，管理已经彻底改变了世界上发达国家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它创造了世界经济体系，也为平等参与这个经济体系的国家制定了新规则。而现在管理本身也被改造了，很少有管理者体会到管理所造成的巨大冲击。”

    管理并不局限于企业，管理已经在全球各地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功能。可是，管理是什么？什么是管理？管理是与人有关的活动，要把人整合起来从事共同的事业，所以管理是奠基于文化之上的。管理的社会功能，尤其是管理社会创新可能比一切的科学创新或技术创新更重要、更具影响力。

    历史告诉我们，重要的并不是领袖魅力，真正重要的是，领导者领导的是正确还是错误。我们需要的是有能力、不固执己见、不兴风作浪的领导者，或许不壮观，不具戏剧性，甚至枯燥乏味，可是他们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领导者。我们更需要的是乐于奉献，愿意专注于一两个重要问题，出奇的勤奋，而又有才干的领导者。我们需要的是能够认清现实的领导者，因为认清现实才能主导未来。

摘编自德鲁克著作：《管理新现实》（导读），詹文明 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