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持续成功的障碍
企业如何超越持续成功的障碍？企业必须再造。解决之道是：
第一，唯有有效的使命宣言，使员工成为一个团队，企业才会有良好的绩效表现。使命绝不是财务上的目标，而是有杰出的表现。使命宣言必须陈述企业计划对社会经济和消费者有何贡献。它必须传达一项事实，企业是一种社会组织，必须创造社会利益。通过使命宣言，企业要创造内部凝聚力、员工奉献精神，以及全体员工的共同愿景。
第二，还要有计划地放弃。放弃不再具有生产力的活动、不再有未来的部门和事业，并做出系统性的抛弃，使企业得以创新，再度发挥创业精神，以求突破现状，接受变革，迈向未来。
第三，花上8年到10年时间重新研发“核心能力”，建立全球竞争力，以核心能力来实践企业使命，实现使命宣言，使企业能够跨越持续成功的障碍。
第四，中国企业除了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另一个重大课题乃是接班人的发展。接班问题需要长达20年以上的刻意栽培和严苛评估才可能解决。然而，绝大多数企业，尤其是东方企业，未能有效建立接班制度，常因个人因素无法落实，以至于无法跨越持续成功的障碍，导致接班失败，伤害企业、社会，终致衰败。
第五，必须将有组织的创新纳入企业体系中，予以有效地运作。其中，最大的关键则在于必须建立创新诱因，并将它融入企业的人事制度，才有成功的可能，才可能做到企业再造，否则只是纸上谈兵，无济于事。
德鲁克提出了“企业的五大致命误区”。第一个是，假如不能有计划地抛弃，企业就只能坐视问题愈演愈烈。第二个是，崇拜高额边际利润和溢价策略，导致竞争者获利。第三个是，根据市场所能承受的价格，定价新产品或新服务，形成普遍的“定价错误”。第四个是，根据企业所花费的成本定价，而非根据市场价格驱动下的成本。根据市场价格驱动下的成本来定价，是日本企业成功的最大原因。最后一个误区是，企业往往将明天的商机扼杀在陈坛子里。这就是IBM公司衰退的原因之一，为了维护老的、大型机，竟忽视了成长中的新型个人电脑。
若能避免误入以上五大误区，并不能就保证可以跨越持续成功的障碍，但若没有遵守这五大原则，就必遭市场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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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营利机构已成为企业经营的典范。它们拥有企业所没有的特质，这些特质包括：①目标精准——由使命转换成精确的目标，让目标形成唯一焦点，更能专注有效；②积极热情——由于绝大多数义工是不支薪的，他们无法从薪酬上获得满足，也没有职位上的晋升，为此，只能在工作上要求更多的进步和更大的责任，从中得到更大的成功和满足，加上他们都认同所属机构的使命和价值观，因而更能积极热情，尽情发挥；③绩效卓著——由于他们工作上的满足和荣誉感，以及自我价值的提升，形成了良性循环，使得绩效明显而有效，更获得受益者的普遍认同、肯定，以及社会的高度评价，自然绩效卓著，表现亮眼；④有效的董事会运作——根据个人专业与长处给予董事身份，且纳入独立董事或外部董事的范畴之中，予以有效发挥。这项措施使得美国许多非营利机构，如基督教会、女童子军团、心脏协会等，表现出奇得好，成为企业模仿和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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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再造的概念必须从“重新思考”开始。重新思考，首先意味着以外在环境的需求为起点，以客户的观点来切入，以人民的苦中之苦来发问，由大而小，由宏观到微观，由外而内，不断地追根究底问对问题，找到“问题的本质”，这样，才能由问题转换成机会，由危机发掘出契机。
其次，需要“重组和重构”组织、部门乃至个人，明确问题何在，是什么样性质的问题，即可重新布局、重新解析、重新架构、重新编组，做最有价值、最有效的安排。这其中最关键的资源则是人才和知识，也就是要把最佳的人才放到最大的机会上，而不是让他扮演救火队长的角色，投入那些紧急却不太重要的危机上，导致效果不彰、组织不振，丧失人才的斗志和未来的发展，如此实属不理智的行为。
再次，经过彻底地重新思考政府的机制和使命，包括能做或不能做什么，有效地重组和重构各单位，找对人、做对事之后，政府还需要把那些自己做不到、做不好，或者未能发挥功能的事务大胆地交由社会性部门，包括非营利组织和非政府机构去完成。如此一来，不但解决了政府的效能问题，又发挥了社会、社区的实质功能，创造出一片生机，这将带来社会的繁荣和人类的福祉。
最后，在发达国家，既不能像所谓的自由主义所希望的那样扩张为“大政府”，也不能像所谓的保守主义所期望的那样放弃政府管理而重回19世纪的纯真设想，政府必须超越两者的局限。20世纪所建立的大政府，不论是在道德上还是财政上，均已瓦解。虽然新的政府模式尚未诞生，但是，它的继承者绝不会是小政府。因为，不论在国内或国际上，有太多的工作要政府来完成。我们需要的是有效的政府，而这正是所有国家的人民所企盼的。
不论是企业再造、非营利组织再造，乃至政府再造，都不会是一件简单易做的工程，更何况处在现今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时代，加上信息、知识不断更新和快速变化，为此，究竟如何有效地决策，是每一个知识工作者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也是莫大机会。
摘编自德鲁克著作：《德鲁克看中国与日本》（导读），詹文明 撰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