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克给中国“把脉”
20世纪90年代初,德鲁克曾告诉邵明路先生(光华集团董事局主席,北京彼德·德鲁克管理学院创始人)道:“假如让我年轻10岁,我会到中国来传播管理学的。”
虽短短的一句话,却是发自德鲁克内心深处的肺腑之言,着实给我极大的鼓舞和激励。这或许是大师的魅力所在,也是我要终生学习的地方。为什么一位西方哲人会有如此的胸襟?能拥有这般的贡献心智?如此既高且远的视野?宽广远大的格局、创造全球一体化的命运以及塑造一个自由而有功能的未来社会观,将使全人类因此获得实质的幸福,这再度验证了“心智决定视野、视野决定格局、格局决定命运、命运决定未来”的哲理。
终生以“对人类终极关怀”为职志的德鲁克,并没有因疆域的限制、种族的隔阂、文化的差异、价值观的落差而有所分别。相反,在全球各地,他仅仅以奉献的名义授权给中国,以非营利机构方式来经营“北京彼得·德鲁克管理学院”,以此实现他生前未了的愿望,使得“管理学”能在中国各处,包括政府单位、非营利组织、企业、非政府机构,落地生根,进而能遍地开花、结果。
2008年的华尔街金融海啸,引发了全球的经济大衰退,导致空前绝后的挑战以及巨大的失业潮,尤其以知识工作者为最,其杀伤力远远超乎想象。但是,在中国,由于现代产业化的发展刚刚起步,劳动力密集型的工厂仍为多数,它们虽然也遭受金融危机的波及,但农村尚能有效吸纳失业人口,使得灾难不致于扩大,再加上政府的应变措施和政策,让中国不但能自救,还能间接地帮助美、日、欧各国更生活力。这足见德鲁克之远见和先知,因为他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预言——中国之安定繁荣乃系世界和平之保障。然而,中国之有效经营和管理,才是人类幸福之所系,这就是为何德鲁克仅以奉献名义授权给中国的背后真正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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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所引发的震撼,远远超出经济学家的预估,其影响层面也涵盖了政治的效应,席卷了全世界的眼球和资源,造就了中国现象和经济强权。虽然如此,德鲁克以冷静而孤僻的一贯作风,提出令人深思的中国课题:进军中国市场较进军其他任何市场都有更高的风险性,然而它所提供的机会却又绝对不可忽视的。他甚至指出,过去没有任何一个像中国发展一样快速的国家可以逃过最严重的经济社会震荡。就像日本所经历的惨重教训,泡沫经济总会破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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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8亿人口以务农维生,其中约有3.5亿人有工作,而中国农业所需要的农民人数,并不会超过1.5亿到2亿。因此可以说,大约有1.5亿农民及其家人目前处于失业状态,且仍居住在农村里。而现在,中国已有大约1亿人因在农村无事可做而游离到城市。由于经济快速成长使得中国沿海城市和贫困农村的差距愈拉愈大,其间的关系也会愈来愈紧张。
假如中国能成功克服目前所面临的难题,它将有着比美国19世纪末期以来所取得的更大的成长远景。这些亟待解决的难题包括:协调抑制通货膨胀与降低失业率二者间的平衡,以及缩小农村贫穷居民和沿海富有居民之间的差距。然而,它们同时也提供了我们未曾见过的巨大契机。
最后,德鲁克提出了忠告:中国必须建立让人信任的法律系统和有效率的金融体系。对于中国发展而言,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就是现代流通系统。如果没有这种系统,其他因素都不会发生作用。
但中国如此高速的发展,不像美国历经百余年或日本历经80年的成长轨迹,因此,中国的根基仍十分薄弱,基础也十分脆弱。就像政府的法令、法规无法快速反应外在环境的变化与需求,大学的设施、教材的更新和教授的再教育,也无法反应外在市场的巨大变化,纵然找来境外的老师、教材、教学方式,也无法有效地融入当地文化,以至于浪费了很多的教育资源。中国企业快速复制世界级的组织架构、职务说明书、分权化管理、企业再造、企业大学制度化,以及大量引进境外高级人才,或以几乎天价的年薪挖人才,但最终效果不彰。更有甚者,通过跨国集团协助再造流程,也是无功而返,不知下一步将如何?究竟问题出在哪里?又如何解决?
有人认为,这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到时候就船到桥头自然直了,因为时间就是最佳的万灵丹。经过时间的调适和学习,以及积累经验和教训,自然就会长出智慧来,所以无需担心,自己吓自己又何必。
持这种心态的大有人在,他们本着“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的想法,的确有其立论的根据。但就事论事,当然不能任其发展下去、不拿出对策来。解决之道乃在于“理清根本而长期的问题是什么,或者长期而根本的问题又是什么”。唯有认识问题的真相和本质之后,“机会”才能水落石出,彰显于世。政府的政策可以弥补法令、法规的不足,更可以探索未来的长期法令、法规,协助各级单位最有效地解决问题与反馈修正,这包括大学的定位、理论与实务的结合、与国际接轨、师资的遴选和教材实务化,也包括企业集团的管理素质、目标管理与自我控制、人才培育制度与策略经营、领导人才的素养与接班人制度的建立。
摘编自德鲁克著作:《德鲁克看中国与日本》(导读),詹文明 撰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