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企图以传统方式来解读谷歌的尝试都会以失败告终，因为这家公司的运作模式完全是其所独创的。当然，这并不代表它的运作模式为永远一成不变。谷歌的发展建立在一种非条约性的合作之上，而且是完全按照两位天才的喜好前进，这两个不走寻常路的人就是拉里•佩奇和塞吉·布林。
佩奇和布林建立了一种十分罕见的组合。凭借其远远高出常人的智商，他们集合了理查德·布兰森、泰德·特纳、迈克尔·戴尔、比尔·乔伊（太阳公司的创造人之一）以及史蒂夫·乔布斯和比尔·盖茨的所有卓越品质。唯一的差别在于：他们是两人共同管理企业。
最优秀的计算机专栏作家之一鲍伯·科林吉里曾这样风趣地评价天才：同样的错误他们只会犯一次。然而事实上，历史的经验证明，即使是天才也会在某个特定的时候迷失方向。只是天才们懂得停下脚步认真思考，然后重新调整前进的方向。于是科林吉里又慎重地补充了这样一条：所谓超级天才，就是能在犯同样的错误两到三次后认识到自身错误的人。或许是这样吧。
历史总是会不断赐予天才们机会，使他们不顾一切地努力追求实现某个大胆新奇的创意，而且往往这个创意最初还并不能被同时代的人所接纳。这种并不为他人的非议所左右的执着态度，甚至会被看作是狂妄自大。
1984年，对计算机技术提出了革新理论的史蒂夫·乔布斯，在推出苹果电脑的前夕，受到了一位记者的诘问：“你调查研究过公众是否需要这种电脑吗？”，乔布斯的回答精彩绝伦：“难道你认为莱昂纳多·达芬奇在绘制“蒙娜丽莎”之前也做过同样的调查吗？”。
1990年5月发布Windows3.0操作系统之前，比尔·盖茨也曾为之努力了漫长的七年——因为大众似乎并不需要这种新的操作系统。在此期间，他不得不面对当时大部分软件设计公司的拒绝，其中也包括他的股东IBM，后者甚至根本不愿意提及新的操作系统。在微软内部，不少管理层也曾动摇，试图放弃这一似乎没有任何成功希望的计划。然而盖茨选择了坚持，并最终赢得了巨大的成功。
这种看似固执己见的态度源于他们内心长期的坚定信念。如果说比尔·盖茨和史蒂夫·乔布斯受到了这种信念的鼓舞，那么佩奇和布林也得到了相同的激励。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作为技术狂热分子，他们对战胜质疑更加充满信心。我们必须承认，这种甚至可以称之为固执的自信是促成佩奇和布林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且也正是这种固执己见成就了他们比以往任何智者更聪明的超级天才地位。
佩奇和布林从一开始就坚信研究且建立一个高效的搜索引擎是网络用户最为需要的。然而当时的网络巨头——雅虎，MSN(微软)，美国在线等等——却认为网络用户的搜索需求是第二位的，他们更注重的是为网络用户提供“门户网站”，向他们提供各式各样的服务，甚至明知太多太复杂的服务有引起用户反感的风险也在所不惜。
佩奇和布林在其它方面也表现出了与传统理念的不同。例如他们拒绝在谷歌的网站上放置广告栏。他们也没有跟风在网页上放置生动活泼的Flash动画，因为他们担心这会引起那些众多希望以最快速度获得搜索信息的用户们的不满。
谷歌服务的成功还来源于另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它没有任何装饰。与之朴实无华的界面相对的是，其竞争者毫无例外地选择了浮华的风格，在网站页面上堆砌起无数华丽的交互式动画。佩奇和布林所坚持的理由是：选择其搜索引擎的用户不仅仅是因为认可搜索结果的质量，同时也喜欢其朴实无华的界面——这一点区别于其它网站的复杂和花哨，但华丽之风仍在继续，众多网站并未意识到这个教训。
在信任和使用雅虎、AltaVista及美国在线多年之后，我们和许多人一样将自己电脑的浏览器首页从这些网站改为了谷歌。作者本人是2001年做出这项选择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欣赏谷歌朴实的界面。凭借其极其简洁，仅仅专门用于搜索的界面，谷歌促使雅虎开始了界面的简洁化：不再有广告栏，首页也不再堆砌得像一个储藏室。
按照上述分析，要超越其它传统观念，还需要不少超脱的精神——或者说是勇敢无畏的态度。那些愿意接受盖茨、乔布斯、戴森等人那种固执己见的人，往往会很容易引起投资人的反感。约翰·杜尔和迈克尔·莫瑞茨这两位风险投资商从1999年6月就开始向谷歌注资，但他们也曾因为对固执己见的佩奇和布林深信不疑而感到懊恼。
谷歌两位创造人与众不同的特质中还有一项不可忽视的因素。塞吉·布林是犹太教信徒，他的父亲是一位工程师，1970年受反犹太主义影响而离开前苏联。拉里•佩奇的母亲也是犹太人，尽管后者并不认为宗教信仰比家务更重要。
性格的独特性来源于信任，一种文化也能形成一种世界观。也许，在犹太民族的精神中本来就存在某种挑战智慧极限的嗜好，他们喜爱充分探讨，喜爱提问，喜爱辩论，喜爱交流各自的观点，喜爱捍卫自己原则，等等。这种对辩论的爱好经常是没有结果的，但是，当这种思辨上升到某一个层次的时候，它往往会激发出石破天惊般的灵感。1983年，当来自百事可乐公司、略显拘谨的约翰·斯卡利被苹果公司录用时，他曾惊讶于在这个年轻的公司内部，管理人员和工程师们居然能在一起连续几个小时的放肆争论。令斯卡利印象深刻的是，在这种看似乱成一团，人人面红耳赤的辩论中，往往能诞生出绝妙的创意和构想。
佩奇和布林都喜好辩论，愿意接受挑战和解决问题。他们喜欢与充满创造精神和灵感的人共事。因此谷歌吸引了众多高水平的工程师。相对于大部分其它公司，谷歌的创造人更愿意鼓励对新创意的研究，支持就某个问题或技术观点进行辩论和交流。谷歌由此成为了一个真正的智力开发中心。
犹太文化底蕴可能是造就谷歌特质的另一个因素。佩奇和布林都喜欢做好事。他们相信能改造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这种观念并不是他们的原创，在许多我接触过的企业领导者身上都存在着这种精神。对于谷歌来说，这种精神已经成为了一个格言：Don’t be evil。“不作恶”。
不作恶
2004年春天，在谷歌即将上市前夕，它的创始人给所有投资者写了一封信，信的开头就指出：不作恶。
拉里•佩奇这样写道，“通过这句格言，我们希望准确的表达出，最可贵的力量在于——永远只做正确、符合道德观念的事情”，他更进一步的指出，“不作恶”会比“做好事”更能得到大家的认可。
“我们认真思考了很长时间，最终得出结论，如果我们的公司能为世界的发展进步做出积极的贡献，即使会损失一些短期的利润，但从长远看我们仍将会获得更丰厚的收益——作为股东或者通过其它方式。这就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而且我们的员工也赞同这个观点”。
为了阐述这种观念，谷歌发起成立了以其名称命名的基金会。谷歌基金会每年从公司的利润中获得1%的资金，并且表达了同样的雄心壮志：“我们希望基金会能在将来的某一天，以其创新精神和能够应对世界性问题的丰富资源，在世界上的影响超过谷歌公司本身”。
两位创始人的目标十分明确。他们公开宣布，希望将谷歌打造成一家能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公司。的确，历史上以此为信条的商业机构非常罕见，也没有任何一家法国大型企业敢于提出类似的口号，因为它们担心会使企业的各种经营活动经常性地成为媒体讽刺或评论的对象。
有一种观点认为，获取金钱是企业家的源动力，尤其在美国更是如此。这显然是非常有局限性的。的确，一大部分信息产业的巨头都以追逐利润为目标。或许，他们是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受环境的影响逐渐形成这种观点的。但是有时候，还有其它某种因素影响到一个企业的文化，例如将一项发明物质化的愿望，或者希望对社会事件施加影响的权力欲望。
Paypal的创始人之一麦克斯·拉夫琴以他的亲身经历阐述了获取金钱并非企业的唯一目的。他解释说，吸引他投入到极度紧张的研发工作中的——往往每天只能休息几个小时——是他从这项工作中体会到的无穷乐趣。
在谷歌创始者的眼中，赢利似乎一直都是第二位的。甚至那些曾经帮助谷歌的风险投资者都很难使他们认识到重视赢利的必要性。虽然，随着企业的发展，他们开展逐渐关注利润问题，但“做好每一件事”仍然是谷歌的正式口号。
对于佩奇和布林，这种信念由于两人的自信而成倍增长。这使得他们可以将那些影起广泛争议的议题付诸实施，而不用过多的担心外部的反应。最好的例子就是其世界文学遗产数字化计划，该项计划在法国和世界其它国家都引发了强烈的抗议。
谷歌创始人对于一些设想的出发点其实并没有问题，而且他们的确是怀着某种无私的良好愿望。除了创立谷歌基金会之外，佩奇和布林的许多个人投资项目都表现出了这种愿望。作为公众慈善家，他们明确地表示出愿意支持各种资助计划，无论是资助某个程序员还是帮助某个独立电影制片人。
这种源于内心良好愿望的自信使他们开始实施一项无可比拟的信息数据建设计划：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个人数据储存系统。对此，他们也表示是出于良好愿望……
从2002年3月开始担任法国国家图书馆馆长的让-诺埃尔·詹尼内，对谷歌的世界文学遗产数字化计划持反对意见，他表示：“‘我们会在挣钱的同时造福人类！’，谷歌创始人的这种观点值得质疑。对于这种美国人身上常有的‘天真纯朴’，我们应该谨慎对待”。
谷歌的表现不得不令我们回想起索尼的例子。井深大在1946年创立索尼公司时，也怀有同样伟大的无私愿望。当时他曾表示希望引发“文化层次的提升”…… “他考虑问题的大原则是：公司的产品如何改善人们的生活和文化”，九十年代末任索尼公司总裁的出井伸之曾这样评价创始人井深大。与佩奇和布林一样，井深大的目光远远超越了企业的赢利活动，而更希望将索尼置于日本民族的文化背景中。1997年12月井深大去世后，时任索尼公司总裁的贺典雄曾说，“即使是在索尼公司赢利非常少的时候，井深大仍然坚持拨款给索尼基金会，以支持在中小学中推进科学技术知识的教育。此外，其支持的领域同样也涵盖对幼儿的教育”。
然而，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井深大似乎意识到自己可能选择了错误的道路。他在这段时间的思考显示出了某种怀疑论：科技对于现代社会的真实贡献到底是什么？“高科技也有自身的局限性……有一种无法预见、模糊而抽象的世界性精神，那就是人类的创造性”， 井深大解释说，“人类被物质观所包围，以至于内心被冰冻起来”。
假如这位索尼创始人2006年仍健在人世，他可能会惊诧于一位名为霍华德·斯丁格的美国“清道夫”所进行的工作。霍华德·斯丁格2005年受聘于索尼公司，以改善这家大型跨国公司的赢利状况。这位务实的总裁一举切中要害，干净利落地剥离了那些无法在短期内实现赢利的项目。不仅如此，他还将索尼公司撤出了家用机器人市场。此前索尼已经在该领域投资了十余年，其主导者是一位拥有诗人般梦想的工程师土井利忠，而他，正是井深大思想的忠实践行者。通过Aibo机器人的研发，土井利忠希望不仅仅设计出一种实用的机器人，而且创造出一种全新的娱乐生活方式。“就像人们买了一张桌子，而只是出于娱乐的目的将其挂在墙上”。显然，索尼公司的股东们并不这样认为。
作为一家上市公司的创始人，佩奇和布林所表现出的这些慈善愿望与股东们的要求能够长期并存，融洽相处吗？